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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术季

蔡华教授在我校举办“社会研究方法之方法论”专题讲座

发布时间:2015-11-06 来源:  查看次数:

  2015年10月20日早九点,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社会研究方法之方法论”专题讲座在教七406教室举行,此次讲座是社会学院“京师人类学社会学名家讲座”系列的第二十讲,也是社会学院首届“学生学术季”的第一场讲座。应我院副院长刘夏蓓教授邀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类学和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蔡华作为此次讲座的主讲人莅临我校。来自各个院系的近百名师生聆听了讲座,讲座由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巴战龙副教授主持。
 

  蔡华教授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人类学遭遇的一系列危机讲起,梳理了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经历的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等多条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时常受到诘难——如1968年,格尔茨曾提出民族志是人类学家“浓描”解读后的产物,人类学著述等同于“小说”,但人类学的发展从未因批判的声音而中断。而在1981年,来自美国的意识史研究专家克利福德甚至发表论文质疑人类学的根基——民族志的权威性,这一论调在近些年又被旧事重提。蔡华教授认为,有必要对克利福德的这篇文章进行明辨。
 

  以克利福德的观点来看,民族志产生的过程存在五个根本问题。首先,民族志文本中充斥着间接引语,缺乏直接引语的民族志文本也缺乏权威性;其次,人类学家所普遍采用的参与观察法存在缺陷,他们无法通过观察知晓受访者脑中的思想,这其中难免交织着复杂的主观性;第三,民族志创作过程中的访谈往往使用“话语”,而话语是有一套固定价值体系的文化语言体系,人类学家无论写下什么都不可能是对真实存在的忠实描绘;第四,在话语权中,没有中性的政治立场。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掌握话语权,而话语权就体现着其政治立场;第五,田野调查中的事件被剥去了背景,所以它们是被人类学家重塑过的。由此克利福德认为,人类的主观性在民族志中无法避免,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均排除不了主观性的干扰,甚至不能被称之为科学。
 

  这一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科学的前途与命运,蔡华教授对其进行了逐一批判。首先,他结合自己在云南参与调查纳人部落的过程指出,田野工作者使用的不是带有语言体系的“话语”,也不是翻译,而是采用自然语言来“素描”异文化。接着,对于参与观察的问题,蔡华教授提出,民族志工作者要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中都身临其境,并结合深度访谈,以求得到对异文化最客观的了解。在这里,蔡华教授谈到了纳人文化中的“ada”(阿达)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民族志工作者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最终靠坚持不懈地走访调查得出其真正含义,说明了深度访谈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用一种语言来描绘另一种语言中某个词的含义是可行的。此外,在蔡华教授看来,民族志工作者所遇到的“事件”应是受访者的日常生活,是制度化的活动,绝不同于克利福德口中的偶然“事件”。真正构成田野工作标杆的东西,是对日常琐事背后各种不同制度的识别。然后,蔡华教授分析道,若民族志工作者将每一次访谈的语境都详细罗列,并全部使用直接引语,民族志将会变成冗长、重复的万言巨著,这必定是民族志的败笔,要根据写作需要合理决定使用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
 

  蔡华教授最后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增加对社会的理解。”学术研究不允许带有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当民族志工作者为了拓展知识空间去认识一种社会事实的时候,他们应当且有可能处于完全中立的立场,整个社会科学的活动并非徒劳。
 

  讲座最后,蔡华教授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这次讲座不仅使广大同学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让同学们学会辩证看待学界争论,取得了积极的反响。作为社会学院的特色学术活动之一,“京师人类学社会学名家讲座”还将继续举办,敬请期待。

 

(社会学院  宋文经)